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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开乡村衰败之谜: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不该你死我活

2017-10-12 10:11:54  来源:南都观察  作者:刘守英    点击数量:237
       我前两年有一次去河北蔚县,离北京只有200多公里,偶然机会去了当地村庄,在村里所能看到活生生的存在只有两样——老人和狗。看到离北京这么近的村庄是这种状况,让我非常吃惊。

 

       在我看来,大的基本趋势下,很多乡村是会消亡的,但是不能任由现在这种衰败恶化下去。

 

       讨论中国的农业、农民、农村变化和发展,需要有一个载体,这个载体就是村庄。

 

        从历史和现实来比较,当下乡村变化的原因是农民生产和生活发生了重大转变。历史上农民以地为生,以农为业。在国家工业化时期,农民不允许离土,也就不能参与工业化的。到了上世纪80年代乡村工业化时期,农民才开始参与,但仍没有离开土地。

 

      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,农民代际特征明显,正在发生一场我所称的“结构革命”:离土、出村、不回村。

 

       农民不断离开村庄,而且有一种一去不复返的势头,“空心化”使得不少村庄破败。应该看到,人口往外走是符合趋势的,村庄的慢慢消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符合趋势的,但这一趋势的背后却不太正常。整个人类社会的演变,并不是以乡村衰败为代价的。换句话说,人的城市化不是以乡村的衰败为代价的,村庄的活力还是要靠人来维系。

 

       有的人会问,我们到底还要不要复兴乡村?在我看来,虽然乡村消亡是基本趋势,但是要把造成衰败加速和破败惨象的那些原因找出来,也要让能活的村庄体面地活下来。

 

       在过去一年,我从贵州湄潭开始,跑了很多村庄,大部分是西部地区,也有一些发达地区,例如北京郊区、上海、浙江等。从观察者的角度,发现乡村复兴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。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▲ 2014年11月26日,广西柳江县土博镇六累村,一位年近70岁的老人正在犁地。 © 图虫

 
 
▌乡村衰而未亡

 

       牵引出整个村庄产生革命性变化的主角是农二代。所谓农二代,指的是60后、70后、80后和90后农民。

 

       具体来分析一下农民和村庄的结构性变化,有以下几个特点。

 

       一是农民离开土地,很多农二代虽然仍有自己的土地,但他们对土地的依赖和农一代有巨大差别,甚至并不关心自己土地在哪里;

 

       二是务农已经不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;

 

       三是农二代整体和举家出村,人口继续大规模跨区域地流动;

 

       四是农民回乡并不回村庄,而是回到县城,还有一部分人回到乡镇;

 

       五是春节期间返乡也是住在县城或乡镇的酒店,再开车回到村里,转两圈就走;

 

       六是农一代的特点是出外挣钱,把钱寄回家盖房,但农二代并不回村盖房,而是多在县城或镇上买房;

 

        七是想办法把孩子送到县城读书。

 

       农民大规模跨区域迁移的基本趋势未改,仍然是从中西部向东部走,国家统计局数据还显示,农二代外出务工的时间越来越长,而且不再回到村庄。上世纪90年代以后,农村人口占比已大幅度减少。

 

       与人口出村相对应的,是村庄数量减少,而且不少村庄持续衰败,我的一种说法是“衰而未亡”。我前两年有一次去河北蔚县,离北京只有200多公里,偶然机会去了当地村庄,在村里所能看到活生生的存在只有两样——老人和狗。看到离北京这么近的村庄是这种状况,让我非常吃惊。

 

 
       还有一次我去了江西一处进行宅基地改革的村庄。到了那里我才意识到,通常人们说的村庄“空心化”不只是人都走了,还包括公共土地遭到侵占。最开始,每人有一块宅基地盖房子,后来是一些有钱人和有点势力的人把房子扩大,再后来其他人也效仿。有的地方把公路都侵占了。

 

       最后的结果是,整个村庄都没有路了,也没有公共土地了,老村不断破败,人不断离开,往交通便利的地方流动。

 

       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演变,并不是以乡村的衰败作为代价的。乡村如此大面的、急速的衰败,来源于中国城乡不平等的发展理念,乡村没有足够的发展权利。

 

       农民为什么要外出?自然是因为城乡收入机会存在差异。年轻人一年出去打工两个月,赚的钱就比在农村一年的收入还要多,那农民为什么不往外走呢?

 

       乡村衰败也因农业狭窄而起。我们去台湾、日本没有见到村庄是这种状况。一般来说,乡村会“缩”但是不会“败”。因此,乡村要活,农业功能必须多,否则乡村赖以生存的产业就没办法和城市竞争。

 

       但我们的问题在于,农业发展的路子越来越窄。根子在农业为城市提供粮食的基本功能没变,农村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衰败。

 

       此外,城市过于强大和乡村过于弱小也是重要原因。乡村原本就落后,在强势的城市文明面前,乡村文明越来越弱势。对于一个农民来讲,在乡村是毫无尊严的,所以当有机会去城市时,大家便争先恐后地走向城市。

 

       我们在理解这一轮乡村变化时,当然不反对城市化的这个趋势,但是乡村如此衰败,要反思深层次原因。

 

       第一个原因我觉得可能中国乡村的现代化仍是被忽视的。我们花了那么大的功夫,发了那么多文件,到现在还是停留在农业和农民增收层面,而乡村本身如何现代化,并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。

 

       第二个原因,对于农业和农村功能的理解有失误。农业到底是什么?农村到底应该有什么功能?在整个偏向城市的政策惯性下,乡村就应该是衰亡的?落后的?

 

        第三个原因是对城市化的认识有偏差,认为城市化就是所有的要素都往城市走,只要城市化完成了,现代化基本就完成了。虽然人们一直在强调农业和农村的重要性,但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到底如何共存,很少有人花功夫去思考。

 


▌复兴乡村并非不可能

 

       有的人会问,我们到底还要不要复兴乡村?在我看来,大的基本趋势下,很多乡村是会消亡的,但是不能任由现在这种衰败恶化下去。

 

       要重新认识乡村的现代化路径,这就牵涉到我们对乡村现代化的理解。很多人一提到现代化就等同于城市化和工业化,但是城市化和工业化是怎么来的?我们理解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某种程度上就是“掠夺乡村”。

 

       但事实上,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以乡村现代化为前提的,这里包括农业的工业化、制度创新、人力资本培育,就是说如果没有乡村的现代化,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不可持续的。

 

       其实,乡村复兴不是不可能的,在我过去一年的调研中,就发现了很多个鲜活的案例。
 
       贵州湄潭是在乡村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化,它的特点是持续的农村改革、不强势的政府和城市、乡村产业的发展。

 

       1988年,我第一次去湄潭,当地人均收入几十块钱,极度贫困。当时国务院农研室在这里尝试“增人不增地、减人不减地”改革试验,考虑到没有地的农民难以发展,这里还启动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改革:荒山拍卖。

 

        这些改革持续了25年后,累计有12万农民没有再分到地,却少有怨言。原因有三;一是家内传递,家里的老人把地给了儿女耕种;二是大量农民转移到城市和工业;三是荒山拍卖给农民增加了收入。

 

       在湄潭,由于尝到改革的甜头,历届政府也乐于以改革释放红利,于是形成一种改革氛围,用改革撬动发展。改革是一环套一环的,改革解决了一些问题就向前走,新出现的问题改一改就形成了新效果,所以不断地改革不断地往前走。

 

       湄潭另外一个发展是茶产业的形成,即规模化+产业+市场。湄潭目前有60万亩茶山,茶产业和相关连带产业一年的产值88亿元。湄潭的经验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——农业工业化。工业化是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,这样看来,通过农业的生产要素重组、农业科技进步、农业品牌建立、规模报酬的寻求,其实也是一种工业化进程,这样看来,工业化不只限于制造业,农业本身是也可以工业化的。在乡村产业起来以后,乡村旅游和服务业也随着发展起来。

 

       在我看来,这里走的是先乡村现代化继之工业化、城市化的路子。经过近30年的发展,湄潭的农民越来越富,经济活动越来越活跃,后来城市才跟进发展。

 

       贵州的安顺市起点比湄潭更低,怎么为这么贫穷的地方安上发动机是非常重要的。

 

       安顺的做法是政府不断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,这样的好处是可以把大山深处的人和外面的物理隔绝打开了。可以说基础设施是这种极贫地区发展的前提。

 

       另外是持续的扶贫,安顺的精准扶贫基本以产业扶贫为主。这一轮的美丽乡村建设与原来的新农村建设有很大不同。之前的新农村只是物理层面上,而美丽乡村是带有文明层次的,带有乡村复兴层次,不像以前的大拆大建。

 

       然后是改水改灶改厕改圈,这可能是贵州省农村最大的工程,为每个村庄提供基本的文化设施、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。

 

       还有是黔货产业,中西部的贫困地区最主要的问题是农业产业不能规模化。例如,金刺梨最初是安顺县大坝村村民发现的农产品,城市人认为金刺梨健康、营养价值高、有药用价值,当地便开始大规模种植,如今安顺大概有几十万亩金刺梨。但规模种植后,怎么卖就成了农民头疼的问题,现在他们已经找到上海的一家公司做深加工。

 

       随着基础设施完善,外部投资慢慢也来了,乡村开始美丽了,产业发展也有机会了,但这些都要落脚到农民的内生动力上,才能把这些资源组合起来,为此安顺在农村产权改革上做了“确权”“赋权”和“移权”。当所有的生产要素发生变化时,生产关系就开始改变。安顺的改革,乃至整个贵州的改革为什么在农业经营制度和产权制度上能有突破,一方面和政府推动有关系,另一方面和产业的需求、农民的需求有关。

 

       安顺经验启发我们,这可能是乡村现代化的另一条路,即一定的公共投资把贫困的部分障碍扫除,然后再开始换面貌,通过乡村的变化慢慢地找产业机会,再进行产权改革,慢慢把活力调动起来。

 

        另外一个例子,是浙江松阳县通过全县域范围内古村的活化来引领乡村的复兴。

 

       松阳所在的丽水市在浙江算后发地区,工业化拼不过其他地区,但它在历史传承上寻找突破口,松阳已有1800年历史,拥有100多个古村落,现在有71个国家级传统村落。

 

        现任县委书记王俊认为,通过复兴古村来复兴乡村这条路是可以走通的,他在松阳待的时间很长,是一位理想主义者。通过古村的恢复、生态环境保护,维持古朴乡村的历史,在原有肌理不动的情况下,实现村庄复兴和现代化。

 

        现在有很多艺术家在松阳落脚,有的人还靠在松阳做项目拿了世界级大奖,有很多大牌的教授都在这里做实验。现在松阳的一些民宿要1000多块钱一晚,订晚了还会订不到。目前看到的情况是,一些经过艺术家努力的古村落开始活化,价值显化与升值,城里的一些元素往乡村聚集,人气在增加,乡村呈现生机,围绕古村复兴的投资在增加,旅游在兴旺,茶产业的规模化、市场化带动农民增收和配套产业的发展,松阳的路子是古村活化带动乡村现代化。

 

        但松阳案例也有些问题要思考。

 

        首先,其他地方的古村改革的资金从哪来?松阳恰好赶上好时候,各种资金各种项目都往这里来。因此,任何地方发展古迹,资本来源不解决,还是难以发展,而资本来源是有利得的,靠项目来进行古村改革是否靠得住?

 

▲ 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大汖村,位于山西省盂县梁家寨乡深山沟谷中,是迄今盂县现存最古老的村落。 © nongji360.com

 

 

       其次,村民得到了什么?这是极为关键的一个问题,在松阳,艺术家在这里开展实验,当地老百姓如何融入?这两张皮要怎么解决?

 

       再次,规划部门能否控制好局面?松阳现在确实有很多人来,乡村确实活起来了,但是活起来了之后就面临着全国各地美丽山水所面临的问题:规划控不控得住?

 

        我们还发现,村庄的复兴与土地制度改革密切相关。一些村庄的复兴方式是通过宅基地改革来促进生产载体。宅基地和村庄是紧密相关的,如果说宅基地制度不往前改革,村庄就很难发展。所以,进行乡村改建需要把宅基地的权属弄清,多规引领、多规合一,并按照规划进行乡村改造。

 

       宅基地改革的一个经验是北京房山区的黄山店村,它展现了外面的资本如何进村。这个村的做法先是全村搬迁,搬迁时村里将原来300多户宅基地有偿收回,由集体开发成特色民宿,给农民的补偿是每人40平方米,每平方米400元-800元。刚开始村里自己经营,但没有市场,后来引入一家企业给他们做市场运营,公司和村里五五分成。

 

       乡村的转型和农地制度的转型需配套。农地制度转型配套的核心有二:一是原来农民手上的承包地如何释放出来;二是谁来种地,谁来种实际上就牵涉到我们未来农业经营制度的主体问题。

 

       再来看上海松江区,这里的主要特点是发展家庭农场,做法是将原来一家一户的承包地集中到村集体,然后村里通过一定程序来选出种地的人。

 

       谁有资格种地?首先要是本村的人,家庭农场把土地壮大到适度的规模,土地规模最初是80亩-150亩,现在是250亩。其次,农业服务基本由政府指定公司提供,农产品销售则通过统一收购粮食,农机服务则依靠家庭农场之间互助。

 

        因此,整个松江的农业人力结构就是专业种植者,一个村的土地主要集中在几个农民手上,一年能有20万元-30万元的收入。在松江,农业真正成了一个体面的、可以与其他行业抗衡的职业。

 

       成都的崇州市采取的是土地股份合作社加职业经理人模式。崇州最初土地集中后,将土地给公司种,第一年农民的工资收入上去了,但到了第二年公司都跑了。后来就把地从公司收回来,以村为单位成立股份合作社,由股份合作社选人来经营,成为职业经理人。投入与销售的决策由合作社来做,但是具体的经营由职业经理人做,职业经理人让种地开始专业起来,最后的利润是职业经理人和股份合作社分成。

 


▌乡村转型的重点是宅基地改革

 

       经过这一年在乡村的调研,我的基本判断渐趋乐观,并有了一些初步结论。

 

       第一个结论是,我们不要故作忧虑,也不要矫情地去寻找乡愁,因为诸多忧虑都是已经趋势性的现象,比如农民离村,这是规律,忧虑毫无用处。另外,一些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寻找乡愁,但问题是乡村的发展是愁不来的。

 

       第二,大部分乡村的衰而未亡和部分村庄的活化,是城乡中国阶段的重要特征,并且会持续数十年。而乡村的活化是由城市的需求激发的。

 ▲ 湖北宜昌市夷陵区雾渡河镇清江坪村,围墙上可见各种扶贫标语。 © 图虫

 
        第三,绿水青山在很多地方就是绿水青山,只有部分地方能变成金山银山,所以政策制定者看绿水青山不要总想着把它变成金山银山,这之间并无必然联系,如强行开发更可能会带来诸多问题。

 

       第四,衰而未亡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,公共政策在“哪些活”“如何活”上有很大操作空间。

 

       在政策制定方面,需要全社会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。

 

       首先是要重新思考城市与乡村的关系,未来中国在很长时期里,乡村与城市文明都开始有自信,追求平等发展。在这一阶段,城市文明是离不开乡村文明的,城里人在城市待久了,需要去乡村换空气、换心情;而乡村文明也离不开城市文明,农民前往城市是趋势。未来公共政策应该把乡村与城市当做平等、共存、共荣的文明来对待。

 

       其次需要思考由代际隔离引发的乡村现代化。乡村一定要现代化,这一轮乡村现代化的独特性在于不是简单的乡村复古,其重点在于代际隔离的概念,农二代对待乡村的观念引发了整个乡村的变化。所以,乡村的现代化,集中需要考虑两件事,第一是农业、农民、农村的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的一部分。第二是这一轮的现代化一定要考虑代际差异,农二代对乡村的观念、与乡村的关系、与土地的关系可能会决定整个乡村现代化的走向。

 

       再次是乡村转型必须由宅基地改革作为牵引。乡村的复兴需要新的事物来撬动。只靠财政制度、特殊优惠等惯用手段,普通的乡村是难以存活的。因此,未来乡村转型的重点之一就是宅基地改革必须突破。当前宅基地基本上是无偿分配,以成员权为基础,很多村民觉得不要白不要,结果是人不在村庄但仍旧占有土地,这使得村庄衰而不亡。而村庄如果想活,宅基地可以起巨大作用,宅基地的改革一定要让里面的人可以走出去,外面的人可以进来。

 

       最后,乡村的变化跟农业制度改革极为相关,因此农地权利和经营制度的设计会带来整个农业的转型,这应是下一步改革应该考虑的重要内容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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